新课改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，引起了巨大反响，成绩显著。我们在惊喜这些成绩之余，也不得不承认新课改在落实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尴尬。 “快乐”而肤浅

“这里，充满了笑声、叹息声和尖叫声，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你一定不会相信这声音来自今天××小学二年级的公开课上。”这是一条新闻中关于某小学在数学课推行新课程改革的报道。这个班的同学告诉记者，现在老师上课和以前不同了，我们在英语课、美术课、音乐课和体育课上经常做游戏，同学们积极性可高了。
课堂成了“游戏”场，一堂课下来满是掌声、笑声，可谓热闹非凡。但是冷静思考，长期上这样的课，学生真的能掌握扎实的基础知识吗？老师手舞足蹈，一堂数学课被分解成“猜彩纸”、“抛硬币”、“扫雷”、“摸球”、“钓鱼”几个游戏，英语课上老师搬了花盆、拿苹果搞的满讲台又是泥巴又是水，忙得不可开交。从外部看来老师上课很生动，学生很快乐，但你要问学生学会了多少知识、几个单词，这就很难说了。课堂要有一定的表演，但得适度。有人主张，要让学生在游戏中学习，但是，牺牲了基础知识的学习必然是肤浅的。

新瓶装老酒

有人说今天的课改看似穿新鞋迈大步，其实是作着秀儿走老路。新课程力求培养未来人才的综合素质，这点却往往在学校的具体操作中被机械地理解了。不少学校的课表中看到“艺术”被排成了“艺美”“艺音”，“综合实践活动”被排成“信息技术”、“劳技”。在笔者所了解的一所市重点中学里，“选修课”、“研究性学习”被理解成学校可以自主安排的语、数、外学科课时的增加。上课依然口干舌燥满堂灌，学生依然死记硬背团团转，所谓新课改不过是多媒体的“机灌”代替教师的“人灌”。
新课程，难道这就是你本来的面目吗？

“上课”还是“做课”

新课改又迎来了一些新的公开课作秀。我的同行，一名农村初级中学的历史教师发出感慨：在课程改革的今日，出现了太多的“做课”而不是“上课”。他说，每当我听完这些课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因为从这些课中，除了看到一些老师“做课”而精心准备的“各种师生活动”外，学生思维的发展过程、历史学科的学科特点均未能够在课堂中得以体现。这样的呼声，难道不振聋发聩吗？

面对分数的无奈

在分数的桎梏下，课改中的教师就象戴着镣铐跳舞。搞新课改，观念新，课堂也新，但是，领导和家长只要看一样，还是学生的分数！如果你的分数不行，你这个课改又有什么说服力？所以，这样的课改应试本质还是没变，同唱一首应试歌，殊途同归赴考场。有人不是开过玩笑：中国足球走不出亚洲？高考考足球试试！这是个非常精彩的提法！一位历史教师也打过一个比喻：今天的课改就像当年的戊戌变法，理论家们和教师不过是光绪和康有为，而高考则是实权大握的慈禧。在分数的逼迫下，教师对不听话的学生还是一骂、二罚（罚站、罚检讨）、三停课、四不理（什么时候都不搭理学生，神情冷漠），这样一来，什么样的课改都是形变而质不变。

农村教育的脱节

应该看到，课改的经验大多是在经济较发达地区总结出来的，对于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，特别是广大农村学校还存在许多不适应。农村学校在实施新课程改革的过程中将面临更多的实际问题，存在更多的困难。
新华网记者在对西北贫困地区教育状况的调研中发现，２００１年以来不少贫困地区的乡村学校也实施了新课改。但由于“一费制”、乡村学校教学班人数、结构特点，以及教师素质等原因，新课改并未给乡村教育带来预期的效果，甚至加大了乡村教育的难度、拉大了城乡教育水平和质量。比如，新课改实施后，学生们用的教材变成了彩色，每本教材的售价比过去高出了二元，全部课程下来就多了几十元。这对于贫困地区的师生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。
面对上述问题，笔者觉得应该从以下几方面思考解决。

改革滞后的体制

滞后的体制是课改实施的瓶颈。有人指出，初中以上阶段升学考试制度改革的步伐小于新课改，小学的升学考试制度放得过早，小学生的基础素质受影响，也直接给初中的教学带来困难。考试的指挥棒必须改变，否则只有“素质教育喊得震天动地，应试教育抓得扎扎实实”。比如高考作文题型，有一年是“读图作文”，大家就搞“读图作文”的模拟练习；又有一年作文改为了“话题作文”，那么所有的作文课又都转为“话题作文”的训练。以淘汰大多数的教育体制不改革，课堂教学的改革就难以走出困境。与此相关，社会对学校，学校对教师的评价也要转变。此外，新课改的成功实施，还要有一定宽容的环境。

转换角色和强化科研意识

新课程改革要求教师把“架子”放下来。教师的角色由原来的课堂管理者、知识传授者、学习过程的控制者、教科书的实施者、教书匠而依次转变为课堂教学的组织者、知识学习与发现的参与者、学生学习过程的帮助者、教科书的开发者以及教学过程的研究者。
教师还要有科研意识。许多教师都是“经验型”、“辛苦型”的，“研究型”、“创造型”的教师比较少。课改的实质却是要求教师要有反思的意识和能力，因为思考产生变革，变革带来进步。只有具有科研意识，我们在课改中才能张扬长处，发现不足；并不断探索、不断研究。

积累过硬的专业知识

北师大孙喜亭教授以“基础教育的基础何在？”为题，对改革的定位表示忧虑。他认为文化科学知识是基础教育的基础和轴心，失去这点，所谓的“五会”、“创新”、“能力”等皆是虚幻的。比如，高中历史的课程改革变以前的通史学习为专题史，专家们认为可以避免重复，深化知识。但是，这都是建立在理想化基础上的，因为全国大多省份中考都不考历史，所以高中新生的历史知识都不能保障，高中的学习不再讲通史（大学历史系都是先上两年通史）而是讲中外交叉、古今混合的政治史、思想史、文化史，其效果可想而知。有教师直言不讳，新教材将许多历史事件剥离背景孤立起来，有的地方突然起跳几百年。“缺少前因后果，简单罗列历史事件，不符合研究历史的规律！”老师们不能接受这种创意。所以，课程改革不能不顾学科逻辑，不能以牺牲基础知识为代价，必须要有过硬的专业积累。